驳“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论[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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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在公开演讲中称,如果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了。这一观点乍听之下,似乎赋予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历史价值,强调了其在抵御列强瓜分中的关键作用。但深入剖析历史,会发现这是对复杂历史进程的片面解读与错误认知。以下,我从三十一个方面展开详细的反驳:
1.
列强瓜分中国的本质目的:列强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他们渴望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倾销工业产品,通过经济掠夺实现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如《南京条约》规定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使中国的经济主权遭受严重破坏,列强得以轻松对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这种经济掠夺方式已能满足列强的核心利益需求,即便没有义和团,通过不平等条约构建的经济侵略体系,列强也能持续从中国榨取财富,瓜分领土并非他们实现利益的唯一或必然选择。
2.
国际关系格局的制衡:19世纪末,全球范围内列强间的竞争和利益博弈极为激烈。在瓜分中国问题上,他们相互猜忌、彼此制衡。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极具代表性,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各国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防止某一列强独占中国市场和资源。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担忧其他列强抢先瓜分中国,损害自身在华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得到了其他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国在华势力,避免了因过度争夺而引发列强间的直接冲突。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得任何一个列强都难以独自完成对中国的瓜分,而需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利益平衡,这是中国未被瓜分的重要外部因素,并非义和团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
3.
清政府的策略与作用:尽管清政府在近代历史中表现出腐败、软弱的一面,但在维护国家形式统一和自身统治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它采取“以夷制夷”策略,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联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希望借助俄国力量制衡日本在华势力扩张。虽然这一策略最终未能阻止列强侵略,但在一定时期内延缓了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步伐。此外,清政府在外交上也进行了一些周旋,如派遣驻外使节、参与国际会议等,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益,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不应被忽视。
4.
中国地域与人口因素:中国地域广袤,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多样;人口众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根基。这种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使列强难以实现有效统治。相比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殖民地,如非洲部分地区和印度,中国复杂的国情使得列强若想直接瓜分统治,将面临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巨大的反抗风险。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抵抗的战场,每一个民众都可能成为反抗的力量,这是列强在考虑瓜分中国时不得不慎重权衡的因素,远非义和团运动所能单独涵盖。
5.
义和团自身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成员们相信符咒护身、刀枪不入等观念。在实际战斗中,这些迷信思想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面对列强先进的枪炮武器,义和团成员的血肉之躯难以抵挡,许多战斗因此遭受惨重损失,这反映出义和团在思想和组织上的严重落后。同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的问题,不加区分地打击与西方有联系的一切事物,包括普通教民、传教士和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这种极端的排外行为不仅未能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抵御侵略,反而引发了社会混乱,削弱了自身的支持基础,使其难以形成强大、有效的抵抗力量
。
6.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范围有限:义和团主要活跃于华北地区,如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如南方各省,并未因义和团运动而直接改变与列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在东南互保事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达成协议,使东南地区避免卷入义和团与列强的冲突,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表明义和团运动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抗敌合力,仅靠局部地区的运动,难以完全阻止列强在全国范围内的瓜分行动。
7.
经济基础与现代化进程角度: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兴起。他们通过创办工厂、开展商业活动等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一些民族企业在与列强经济侵略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身,试图打破列强的经济垄断,如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在抵制洋纱倾销、推动民族纺织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倡导实业救国、参与政治变革等方式,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抗争意识,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变革
驳“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论[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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