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转基因问题会引起社会争议？[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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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来看，其实一直到2009年和2010年，这些事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其实还是有限的。真正引爆舆论对转基因议题高度关注的关键事件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案年，三名中美科学家在湖南衡南一小学对25名儿童进行了服食“黄金大米”米饭的实验。这些“黄金大米”米饭是由其中的美国学者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携带入境的，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这实际上是一种富含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基于这个实验结果的论文在2012年8月发表。

    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力量对这篇论文背后发生在2008年的实验过程进行了曝光，立即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科研项目过程监管、科学家科研诚信、职业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触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乃至可能危害的担忧和恐慌。在微博微信平台，一时间出现了大量不乏基于想象和臆测的解读、流言和争议，特别是把本属科研伦理方面的问题与黄金大米本身的食用安全性问题，有意无意混为一谈。从相关舆论的演变看，存在着特别明显的讨论框架的偏转现象，即原本属于科研伦理和科研监管性质的问题，因为民众缺乏对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足够的信任，以及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监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知识，使得讨论的话题焦点被各类舆论领袖轻易引导和设置，议题的性质和框架不断扩大和蔓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进行转基因相关研发背后的动机和社会后果，成为社会化媒体推动下的网络舆论真正的焦点。

    “黄金大米案”不久，XXX质疑转基因安全性点燃了“反转”和“挺转”两个阵营之间在社会化媒体上持续两年的激烈争论。

    2015年3月26日，XXX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提问环节与复旦大学卢大儒教授发生了长达17分钟的争论。至少从当时现场效果上看，争论以XXX的“完胜”告终。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负面感受。同样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转基因科学家和媒体人士的公开辩论，此后再鲜有转基因科学家愿意站出来，跟公众和媒体就转基因科学性和安全性问题进行直接、公开的辩论。我个人觉得，2016年前后国内对转基因的负面舆论达到了顶峰。

    ……

    首先来谈谈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科学院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号召科学家和教育机构更加重视面向公众的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教育。其背后的假设是，公众之所以对科学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产生种种误解，是因为公众对科学的不了解，这就是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所代表的看法——即公众对科学不感兴趣或不支持是因为不了解——很快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很片面的。但从中所强调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则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只不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直接的、线性的，很多时候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和中介，这些中介因素或调节因素包括人们对有关科技的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信任等。此外，知识水平和态度或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线性的。很多经验研究表明，知识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倒U形的，即对某一种新科技很不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对其风险的感知，都比对科技大致有所了解的人高。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常常彼此出现不一致，这其中除了科技本身的类型和性质不一样，也和我们所调查的人群的特点有关系，当然也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情景有关。所有的争议都是发生在特定而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的，这是我们理解包括转基因在内的争议性科技的各种社会舆论时需要注意的。

    关于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课题组对清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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